府)、凤(风阳府)、颍(颖州府)、泗(泗州府)。换句话说，直隶他不愿管。湖北、陕西以及苏、鲁、皖、豫的其他州府，他也不愿意管。

　　清廷当然不准曾国藩推辞，仍叫他干。

　　所好，黄河以北的直隶省已有楚勇的首领刘长佑当总督，李鸿章也派遣淮军鼎字营十营，交给这十营的主将潘鼎新带去增援。

　　李鸿章而且加派刘铭传所统率的淮军到直隶去。曾国藩主张把这一支淮军留在山东济宁，与僧格林沁的残余部队(陈国瑞部)合力；倘若捻众渡黄河向北，才能让这一支淮军追到直隶去，否则以留在济宁为妥。不久，他又留下潘鼎新的十营淮军，不让他们去直隶。

　　曾国藩首先决定了战略：以有定之兵，制无定之“贼”。然后，他根据这个战略，定下一步一步的实施方针。他选定徐州、济宁、周家口、临淮关四个据点，作为“四镇”，分别由张树声、潘鼎新、刘铭传、刘松山负责。这四位中前三位属于淮军，最后一位属于老湘营(王錱的旧部)。

　　有了这四镇，曾国藩准备把捻众限制在颍河、运河、黄河、贾鲁河。

　　但是，贾鲁河仅存了一个空名，必须大规模挖濬(挑沙)，才能名副其实，用来作为防堵捻众之用。河南省的巡抚与人民，却很不愿意作这件挑沙的工作。

　　由于曾国藩坚持，刘铭传与潘鼎新二人卖力，贾鲁河的沙竟挑了一大部分，运河的长堤也筑了。沙河的堤，却不曾如期筑好。

　　曾国藩在同治四年五月初接到“节制直、鲁、豫三省”的谕旨，到八月初四才慢慢地乘船来徐州。这一次，正如当年他丁忧假满，清廷叫他“东山再起”之时，清廷越着急，他越是有意无意地行动迂缓，求稳而不求快。

　　他认为，要打捻必须有马队。捻军一人数马，决非以步兵为主的湘军淮军所可对付的。僧格林沁是来自今日辽北省的蒙古人(科尔沁的郡王)，所部以马队为主，因此才能够追奔逐北于豫、鄂、皖、苏、鲁五省；其后失败一半也是由于丢掉成千的马骡，一半由于行军太猛。

　　曾国藩并不希望把湘、淮的步兵大规模地骑兵化，但很想：(一)接收僧格林沁所遗留下的马队；(二)调来鲍超的骑兵十二营(鲍超共有步兵二十营、骑兵十二营)；(三)叫李昭庆编练新骑兵若于营。

　　僧格林沁所留下的马队，不足一千人；不久又被清廷调走，去剿办奉天(辽宁)的“马贼”。鲍超的“霆军”(起初称为“霆字营”)在湖北金口哗变，其中的很多人南走广东，找残余的太平军合伙，鲍超本人也带了整理后的霆军南去，帮左宗棠对付汪海洋。于是，曾国藩所能指挥的骑兵，仅有李昭庆的若干人马而已。(刘铭传等人的军队也各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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