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,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,开始得到资助了。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,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。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。”又说:“两年的工作,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,开路的工作。从今天起,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。”这应该是胡适晚年精神最好的一天,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。
在胡适的那个年代,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成为了无数人的口头禅。这至少说明二点,其一,胡适的人缘好朋友多。其二,能成为胡适的朋友,是很荣幸的事。胡适用心地对每一个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人,他会在给每个朋友回信的结尾写道“你的朋友胡适之”。
唐德刚曾问胡适:“‘我的朋友胡适之’这句话是谁先叫出来的?”
胡适笑嘻嘻地回答:“实在不知道,实在不知道!”
唐德刚接着问:“有人说是傅斯年,但是又有人说另有其人,究竟是谁呢?”
“考据不出来!考据不出来!”胡适还是这样回答,笑得非常得意,贼兮兮的像个孩子。
唐德刚乐此不疲地多次提到这个场景,由此也引出了民国最强大朋友圈——我的朋友胡适之。在一度被视为“黄金时代”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这句话几乎成为社会名流的必备标签。
不过,胡适的朋友可不止社会名流。
在胡适晚年,有一位卖麻饼的小贩,竟做了他的朋友。
这个小贩名叫袁瓞,江苏清江人,原在上海一所私立中学念到了高中二年级。1949年流落台北,卖过豆腐,做过小店员,后来以卖麻饼为生。他做饼卖饼之余,还爱读一点书,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。到底英美政制哪个更好一点?他比较倾向于崇拜美国,但理论上说不明白,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。于是,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,向大学者胡适请教。这是1959年10月间的事。
胡适接到这封信,一看寄信人姓名地址,素不相识;读完了信,才知是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,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,精神可佩;问的又是胡博士最热衷的英美政治问题,更觉十分高兴,便亲笔写了一封回信,全文如下
袁瓞先生:
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。
我细细读了你的信,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、烤饼、卖饼的生活之中,写这一两千字长信,把“积在心中多年的话,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”的话写出来寄给我。
你提出的问题太大,我很惭愧,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,我只能说,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。你信上叙述的那个“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”的故事,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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