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9月7日,胡适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。
10月26日,中基会第九次常会在上海举行,胡适提议修正中基会章则案获得通过。
10月,日本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,11月17日,胡适作《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》一文。
11月19日,宋哲元在北平招待教育界人士,报告日本人策划“华北自治”的阴谋,胡适与傅斯年都慷慨陈词,坚决反对“冀、察特殊化”。
11月24日夜,胡适作《华北问题》一文。
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“华北自治”的阴谋活动,1935年12月9日,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,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示威游行。
队伍在天安门集齐,经新华门,绕什刹海,到王府井大街,秩序很严整,沿途高呼“停止内战,一致对外”,“反对华北自治”和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等口号。迎着凛冽的寒风,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。沿途遭遇到的却是“上了刺刀的步枪,大刀,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,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”。有的学生受伤,有的被捕。第二天,全市学生总罢课,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,这便是著名的“一二九”运动。
胡适对学生运动,有他自己的看法。
1920年5月4日,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,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在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表《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》,他们认为: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,政治太卑劣腐败了,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(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),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,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。他们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,说,“汉末的太学生,宋代的太学生,明末的结社,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,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,俄国从前的革命党,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,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,中国去年的‘五四’运动与‘六三’运动,都是同一个道理,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。”
1922年10月21日,胡适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《学生与社会》的演讲。其中说:“不过在文明的国家,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,当不大显明,而学生所负的责任,也不大很重。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,如像现在的中国,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,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。”他说因为中过受过教育的人少之又少,所负的改良的责任,则当更加重大。
1928年5月4日在光华大学,胡适在纪念“五四”演讲中称:“‘五四’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的一个公式,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,政府腐败,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,干涉政治的责任,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。譬如宋朝太学生,明朝东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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