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四时期,胡适与蒋梦麟曾在上海同访孙中山,已听过孙中山谈论的政治设计,即军政、训政、宪政三阶段的“建国方略”,以及它的哲学基础“知难行易说”。国民党取得政权后,奉孙中山为“国父”,又称训政是秉承孙中山《建国大纲》遗教。这不能不使胡适对孙中山“知难行易”说提出异议,于是便发表长文——《知难,行亦不易》。
因为文章较长,我们不妨化简如下:
(一)文章谈及孙的“行易知难说”的动机:胡适引用孙中山的原文,指出孙中山提出“行易知难”的学说,是因为他认为革命的不成功,主要是由于人们相信“知之非艰,行之惟艰”的古说,影响了人们做事的信心。
(二)行易知难的十证:列举了孙中山给出的十项证据。胡适评论说,“中山先生的意思一面教人知道‘行易’,一面更要人知道‘知难’。”
(三)“行易知难”的真意义:在这一部分,胡适分析说,孙中山认为人可以分为三系:先知先觉者、后知后觉者、不知不觉者。他们分别对应发明家、鼓吹家和实行家。所以“‘行易知难’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,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。大多数的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,服从领袖,奉行计划”。
(四)胡适对“行易知难说”批评:“行易知难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‘知’‘行’分的太分明。”“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(行)上得来:知一点,行一点;行一点,更知一点,——越行越知,越知越行,方才有这点子知识。”“中山先生志在领导革命,故倡知难行易之说,自任知难而勉以行易。他不曾料到这样分别知行的结果有两大危险:
第一,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,而不觉得知难。于是有打倒智识阶级的喊声,有轻视学问的风气。
第二,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‘行易知难’的招牌,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,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经在《三民主义》、《建国方略》等书之中,中国人民只有服从,更无疑义,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。
在这里,除了揭露“知难行易”说的逻辑矛盾,胡适特别一针见血的指出“知难行易”的“真意义,只是使人信仰先觉,服从领袖,奉行不悖”。胡适明确指出,此说引发的最大危害,在于当国者自居“知难”,独得孙中山先知先觉的政治社会精义,可以教导党国同志“行易”,而中国人民只有服从,“于是他们掮着‘训政’的招牌,背着‘共信’的名义,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,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”。
就在《人权与约法》、《知难,行亦不易》二文发表后不过月余,胡适便发表续篇。这一回直奔主题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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