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面说过了,1925年5月,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。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,组织了一个“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”,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。
1926年3月,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。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,到汉口、南京、杭州、北京、天津等地访问,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。5月,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“中英庚款董事会”,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。7月,胡适离开北京,经哈尔滨,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,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。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,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。
长春恰好是他转车的一站。胡适将从长春转车赴欧洲的消息传来后,长春教育界主动与他联系,请他在长春演讲。
演讲在7月19日举行,共两场,一场是在商埠地内的自强学校,一场是在头道沟满铁俱乐部内。当时胡适正在做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,因而他演讲的内容也是这方面的。几天后,《盛京时报》登载了胡适演讲的全文。
才华横溢的胡适当时给长春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。当时在长春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、长春商埠电灯厂厂长,后来成为著名东北史学家的金毓黻,曾前往满铁俱乐部听胡适演讲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:“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,自京经俄地赴英京,道出长春,经中日教育联合会邀请,讲演于俱乐部,讲题曰:东西之文化大旨……
据说,胡适在自强学校演讲时,还应邀为该校书写了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的横幅,寄托了他对长春教育界的希望。这条横幅一直挂在学校的大礼堂中,九一八事变后下落不明。
从长春到哈尔滨又停了一停,从哈尔滨出发后,火车昼夜兼程,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,经过长途跋涉,到了莫斯科。
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,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。他要在这儿住下来,休息几天,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,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、议论的神秘世界。
稍事休息后,第二天,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。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,很受感动。第三天,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,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,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。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,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,印象也不错。胡适觉得苏俄“真是用力办新教育,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”。
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:“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。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;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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