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0年8月1日,由胡适领衔,蒋梦麟、陶履恭、王徵、张祖慰、李大钊、高一涵等七人签名。共同发表《争自由的宣言》。
《争自由的宣言》开篇便说:“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,但实际的政治,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。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,已经有九个年头。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,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;便是政局变迁,这党把那党赶掉,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。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,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,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,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。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,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。
“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,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。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,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。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,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。我们现在认定,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,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,故把他提出,让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。”
宣言中特别重申,下列四种自由,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定的法律:“①言论自由;②出版自由;③集会结社自由;④书信秘密自由”。另外还提出,应即实行《人身保护法》,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,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,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;组织选举监督团,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。
9月11日,北大开学典礼,胡适作《提高与普及》的演讲。他在讲演中对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,最近几年的学术成就很不满意。胡适说:“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,实在说得痛快一点,就是新名词运动”。“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互相传递,这叫做普及”,他不希望北大的学生参与这种“普及”。而“提高”则是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,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,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。希望北大人同心协力去干,因为只有提高才能普及。他希望北大人从浅薄的“传播”事业,回到一种“提高”的研究功夫。他指出:“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,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。”胡适的这个演讲,是其《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主义》思想的发展和延续。
这个新学年,胡适主要讲授“中国哲学史大纲”、“近年思潮”和“英文学”三门课程。
10月,胡适被推举为北京大学预算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委员、出版委员会委员长。
这一天,胡适的好朋友,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找到胡适,告诉他北大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找工作,丁文江让他们每人辨认十种岩石,结果没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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