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信中,曾经把蔡元培既自我健全又与人为善、既挺身负责又兼容并包的不居功、不恋权的精神境界,与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蒋介石进行比较:
“依我的观察,蒋先生是一个天才,气度也很广阔,但微嫌近于细碎,终不能‘小事糊涂’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,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,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。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,每委人一事,他即付以全权,不再过问,遇有困难时,他却挺身负其全责,若有成功,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,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。因此,人每乐为之用,又乐为尽力。迹近于无为,而实则尽人之才,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。”
在蔡元培身上,固然有理想主义的色彩,但他确实又是一个实干家。什么事情,一旦他认定是必须做的事,就会百折不挠的坚持。
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创办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的意义。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定期报道关于评议会和教职工会议的情况,使校方负责的内部事务公开化,从而取得了学生的信任。
顾颉刚回忆说:“如果学生们的建议有助于学校的进步,而且这些建议又是可行的话,那么它们将登载在《北京大学日刊》上,这将是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。这样,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,而且,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。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。这样的做法,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,无疑是自找麻烦。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,则是‘泰山不让寸土,乃成其大’。”
有人说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。说蔡先生幸运,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,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。蔡元培先生虽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,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,这同样是一种“中国特色”。他凭借的是他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力量。
说蔡先生不幸,是因为环顾世界各大名校,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,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。校以人名,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。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,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。但是,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。北大离不开蔡元培,是蔡元培的骄傲,也是北大的悲哀。
或许,正是“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”,蔡元培人格的魅力才如此重要。
有人说,要真正研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思想史、政治史、教育史、史学史,有一个人是绝对不能避开的,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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