呢？各个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，赵匡胤的做法是，让文臣参与议政，指点帝王的得失。但是，如果该帝王胸怀不够宽大，听不得批评，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，之后就没有人敢再批评帝王了。于是赵匡胤做出规定，不杀谏官及士大夫。聪明的士大夫们便利用这个‘漏洞’将儒家思想融入了宋朝的治国纲领中。

　　自太祖和太宗两位开国之君后，从北宋到南宋的十几位皇帝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，这个现象十分诡异，按照概率学说，大宋皇家这么多子孙怎么也应该出现一位又为的君主，结果却是没有，平庸之辈却是满地走。这不能不让赵昺多想，他觉的应该以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受到的教育有关，而这些君主们毫无例外的都是自幼年便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洗礼，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。

　　从表面上看宋朝君主跟其他王朝一样，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，拥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权威。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，君主的“最高权威”应当是象征性的，而不是表现为实体性的执政权。这一点，跟后来标榜“乾纲独断”的明清政体很不一样。理学家程颐解《周易》，提出：天子只是天下的主权者，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。表明在他的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，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，一切‘行道’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。

　　别看赵昺只研究了这么几天，他就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不是程颐一个人的想法，而是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。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诫宋神宗，现在政务“多出亲批，若事事皆中，亦非为君之道。脱十中七八，积日累月，所失亦多。”显然，富弼反对君主“亲批”政务，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。南宋理学家6九渊也说：“人主高拱于上，不参以己意，不间以小人，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，使其臣无掣肘之患，然后可以责其成功。”表达的也是虚君的意思。

　　以赵昺所知和理解，这种政体更与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，等于将皇帝架空了，失去了处理政务的权力。如此一来那国家应该由谁来治理呢？宋人认为，是宰相。用程颐的话来说，“天下治乱系宰相”。宰相是政府的脑，职权就是：佐天子，总百官，平庶政，事无不统。

　　那这时候傻子都明白了，宋朝的政体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的“二权分立”：先是君权与相权的分立。政权归于君主，治理权归于宰相，用宋人的话来说是：权归人主，政出中书，天下未有不治。君主的权责是任命宰相，宰相的权责是组阁，治理天下。君主与宰相“各有职业，不可相侵”，君主若是侵夺宰相之职权，则属违制，将要受到群臣抗议。而这个‘制’以赵昺的理解就是士大夫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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