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大的红利，诸多工农阶层受惠并不多。

　　“再看看那些涉案商人又是如何判决的……”吕文栋将报纸翻开，找出那篇有关少梁府的新闻版面，伸手使劲点了点，“蛊惑教唆工人闹事的十几名商人，仅五人被判流放，三人被判短期苦役，余者皆被认定罪责较轻，施以罚款和训诫而轻轻放过。何也？明眼之人都能从此案中看出，罪魁祸首者乃是那些商人呀！”

　　不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，还是为了更好的便利自身工商产业的发展，齐国的资产阶级除了加大培养下一代子女，使其努力通过政府的遴选考试，进入官场充当家族的潜在保护者外，还积极与权贵之家，乃至皇室寻求联姻，从而间接影响国家权力阶层，为其发声，充当利益代言人。

　　“二位如此讥评当前时政，怕是有些有些愤世嫉俗了吧？”卓时平皱了皱眉，轻声说道：“目前，国内政治和律法虽有偏颇，对权贵富豪之家也是甚为优容，但要论及普通百姓所得之惠，不说远超历朝历代，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，也是首屈一指的！以农税为例，试问，哪個朝代，哪个国家征收比例之限，有我齐国之低？”

　　而在呢绒行业，“一个工人利用起毛机工作8个小时就相当于过去一个工人纯手工工作88个小时“，这也就意味着起毛机能够完全代替剪绒工的工作。以这种趋势发展，会使得更多的工人面临生计断绝的危险。

　　“卓兄以为农税征收额度仅为4%，即为百姓所得之惠？”吕文栋笑着问道：“但你可知，千年以前的汉朝文景时期，农税就曾一度降至三十税一，甚至文帝还采纳晁错之建议，‘足支一岁以上，可时赦，勿收农民之租’。在隋文帝时期，亦有‘故陈之境内，给复十年，馀州免其年租赋’之例。我齐国富有四海，政府岁入数亿，却仍旧不免农人之税，所惠何来？”

　　齐国工业的兴起也使得国内工商业阶层迅速崛起，他们开始寻求自身政治地位提高，滋生了参与国家管理的要求。

　　“说得好！”吕文栋赞道：“当年太祖皇帝曾数度言及，士农工商，四民平等，皆为国之支柱，不可偏废。既然士、商可秉政立法，工农亦可为之！浔阳县工人集会请愿，数千人骤然汇聚，震动国内，此番力量，实为工人蕴藏强大之源，当可借之，以为工人张势。”

　　在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上，齐国政府和敕令院也通过一系列法律。早在绍宁十二年（1697年），政府就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律令，并要求将污染重大的工矿企业尽可能地搬迁至城市的下风口位置。泰平二十年（1724年），敕令院通过了《碱业生产律》，要求国内制碱行业通过有效手段抑制60%的排放物。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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